| 时，中国的贫富差距戏剧性地加大了。大部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部门，已经几乎完全脱离了共产党的掌控。共产党政权已经成为精英专家型政权，凌驾于13亿人民之上。 政治改革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。中国需要更为开放、负责和回应型的政府，这样的政府将会有能力控制缺少秩序、人民拥有更多权利的社会。这方面的改革似乎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，中国政府的资深官员们正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。 外交阴影 在涉及处理当前的外交事务问题时，从一名投资银行家转变为中国专家的约翰•桑顿（John Thornton）发现，中国政府正沿着更加法制化和负责任大国的道路前进，尽管前进的步伐有些犹豫不决，但却是明确的。 中国的自我脆弱意识，为它的外交政策蒙上了阴影。它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强国，是世界现代历史上首个贫（人均GDP）富（全民GDP）并存的国家。 中国仍然视自己为发展中国家，需要为千百万农民的生活担忧。它认为，像全球变暖和人权这类令其受到外界打压的问题，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（当涉及到推动政府开放问题时，中国也担心自已非民主的政治架构）。 不过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。从朝鲜、达尔富尔问题到伊朗问题，中国已经慢慢表露出一种愿望，希望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“利益攸关者”。 一些学者和政策专家（包括五角大楼的一些将军们）关注着中国的崛起，并注视着可能导致大国间不可避免的冲突，甚至是战争的诱因。 纵观历史，当一个新的强国崛起时，它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有世界力量的平衡，扰乱国际秩序，并寻求自己在世界的地位。这会导致它同已有的超级大国发生摩擦。因此，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。 一些强国成为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国家，其他的则演变为现代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国家。但是，当美国取代英国，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时，美英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。 打造 “和平崛起” 中美关系是否会恶化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未来10年中的政策选择。 普林斯顿大学约翰•伊肯伯里（John Ikenberry）教授在《外交事务》杂志中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：当前的世界秩序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极为有利。 伊肯伯里指出，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、基于规则的，具有宽广和深远的基础??巨大的经济利益，会让中国在当前世界体系范围内行事。 同时，核武器使中国同大国间的战争陷入自我毁灭的风险。伊肯伯里认为：“总之，当前的西方秩序难以倾覆，但却易于融入。” 许多迹象表明，中国了解上面的这些情况。为了表明中国方面为了融入，而不是颠覆现有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，中国首席战略家郑必坚打造了“和平崛起”这一概念。 中国政府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教育民众。去年播放了12集的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，其核心的结论是：市场，而不是帝国强权，是一个世界强国保持长期兴盛的关键因素。 然而，由于大国间和平与合作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，目前依然存在许多可能导致大国间关系走入歧途的其他因素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，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义情绪也与日俱增，2008年奥运会将会是这类感情的最全面体现。 中国的官员阶层确信，美国不希望中国有美好的未来。同时，美国方面乐于维持当前世界的单极秩序，不习惯于同另一个大国分享权力，或是考虑后者的利益。 在中美双方政府互不信任，两国选民都热衷于表现强硬的氛围下，类似人权和台湾这样的问题，或是一些不可预料的事件，都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导火线。 2008年是属于中国的一年，也是美国应该认真制定长期中国政策的一年。 作者： Fareed Zakaria 出处：《新闻周刊》2008年1月7日 编译：符佳林 二、未来不属于中国 中国正在崛起，但印度也一样。在可预知的未来，日本仍然在经济、军事和技术领域保持着雄厚的实力。亚洲三个大国中国、印度和日本，其中任意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，都足以阻止另一国支配整个亚洲。 普遍的观点认为，中国正在崛起，美国则步入衰落。根据这一观点，21世纪, 美国外交政策面对的挑战即是，随着新东方超级大国走向辉煌，美国要尽可能得体地应对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落。 普遍观点往往听起来有道理，但却几乎总是错误的。美国不需要遏制中国，不需要同中国对抗，也不需要拱手将世界主导力量的地位让给中国。 中国的崛起只是亚洲崛起的一部分。中国并不是在真空中崛起的，它并不一定能够以美国主导西半球或是德国一度主导欧洲的方式，主导亚洲地区。 崛起不只有中国 中国正在崛起，但印度也一样。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和韩国（南北朝鲜或许不久就能统一）这些国家同样在崛起。 在可预知的未来，日本仍然在经济、军事和技术领域保持着雄厚的实力。中国台湾也没有沉入大海。澳大利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孟加拉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。 甚至连缅甸，也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，跟随其他国家走向繁荣。全球经济一体化，曾使东亚和南亚实现了令世界羡慕的经济增长率。 当前的格局，令一些美国人认为，其他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，能够帮助美国遏制中国。这种观点是错误的，因为，不但亚洲其他国家没有兴趣同富有、强大的中国形成敌对关系，而且，美国本身遏制中国的必要性看起来小而又小。 一个正在成型的新亚洲过于庞大、多元化、独立，也太富有，单一某个国家无法统治整个地区。中国不能，美国和印度也不能。 亚洲三个大国中国、印度和日本之间，大体保持力量平衡。其中任意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，都足以阻止另一国支配整个亚洲。印度和日本可以牵制中国，中国和日本也可以牵制印度。 1945年，日本统治太平洋地区的梦想破灭。当美国准备尽力保持亚洲地区的力量均衡时，中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，看起来都不太可能浪费时间和金钱去打破这种平衡。 人口不意味着一切 中国将继续其军事现代化进程，测试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但对它来说，建立一支可以对抗美、印、日联合军力的武装部队，如今（而且很可能永远）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。 根据世界权力分布，目前存在五个“超级玩家”??美国、欧盟和亚洲的三个大国。在这些大国中，美国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，成为平衡亚洲和欧洲力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展望亚洲未来，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，人口并不意味着一切。 公元1700年时，中国、印度和法国三国的人口数量都多于英国，拥有比英国更大的经济体，但英国却成为世界强国。今天的美国，比曾经的英国更为强大和富有，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，是英国鼎盛时期的三倍。 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，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达到顶峰，而美国人口仍然在迅速增长。按照人口统计学家的推论，到2050年时，中国大约拥有14亿（基数是13亿）人口，美国大约有4亿（增长1亿）人口。 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方面的对比，更富于戏剧性。现在，中国大约有9.48亿劳动力，美国大约有2.02亿。计划生育政策，则使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快于美国。2050年时，美国将拥有2.48亿劳动力，而中国仅剩8.6亿。 由于过分关注和担心本国问题，美国人经常忽略其他国家问题的严重性。中国的人口危机意味着，它将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：老龄化人群需要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人口照顾。 转型尚未完成 中国的其他问题也很可怕，解决这些问题，会令其在未来数十年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些问题包括：环境治理，发展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金融体系，创建有效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。此外，中国还需要设计出一个政府管理体系，这一体系既要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好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，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满足本国的需求；既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竞争的存在，又不会导致中国陷于分裂。 自从在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，开始修复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后，美国一直试图推进中国与世界接轨，希望中国更像是一个“正常”的国家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政策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。虽然转型尚未完成，但中国已经认识到，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做法是，参与区域性组织，参加首脑峰会，并加入像WTO这样的组织。 中国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自豪感表明，这种转变的意义有多么深远。大约40年前，中国邀请一支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还是新闻。如今，中国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，举办世界上最高规格、最为昂贵、最具综合性的国际体育盛会。 促进亚洲的和平发展，确保小国不受强大邻国的威胁，并帮助亚洲各个大国在完成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，找到一系列能够保持和平的经济和安全关系??这应该是美国本世纪在亚洲的政策目标。 如果美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，保持国内的社会活力（这是美国维持全球地位的基础），则将会推动亚洲地区的民主进步和经济繁荣，打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 作者：Walter Russell Mead, Henry A. Kissinger S (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) 出处：《洛杉矶时报》2007年10月14日 编译：符佳林 三、拷问中国“法治” 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，可能会让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对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变革。不过，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，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，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。 过去的30年，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套正规法律体系所需的规范和机构。这些进步，有助于城乡普通民众权力意识的增长，现在，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体系解决自己遭遇的不平。 此外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，带给了民众更良好的教育机会，更大的流动性，更多法律方面的报道，以及更多的电视和广播法律节目，由此产生了对正规法律判决的巨大需求。 法律专家的愿望 中国不断例行公事地呼吁加强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”，但迄今为止，面对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，共产党政府还在避免实现真正法治所需要的大胆改革。 如果法律不能发挥功能，中国将难以维持其飞速的经济增长，无法解决环境问题，处理社会紧张问题，或扩展同其他国家的交往。当一个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甚至是暴力性质的人民抗议时，它将会因自行承担危险而忽视这些问题。 幸运的是，与30年前邓小平提出“改革开放”政策时相比，中国的境况已经大为不同。今天的中国，具备几十万有能力和越来越多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律专家，他们渴望建立一套可靠的法律体系，这套法律体系能够满足更为成熟的经济和社会需求。 改革中国现有法律体系困难重重。改革范围包括停止政治对法院的干预，消除司法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，最重要的，是要根除“关系”对司法系统的腐蚀。在中国，个人关系网通常比法律和规章更有影响力。 变革缺乏来自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强有力支持，这种支持力度应该与其过去20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类似。迄今为止，没有哪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，作为其施政纲领和政治遗产的一部分。 实际上，虽然最近的一批政治局委员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他们的背景普遍是工程学，而不是社会科学和法律。没有任何一位领导者对法律的熟悉程度，可以让他理解并说服其他领导人同意：为什么在当前的发展阶段，共产党放弃部分权力，容忍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如此急迫。 戈尔巴乔夫的幽灵 十月革命之前，列宁曾经是沙皇政府统治下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。然而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很少接受过法律培训，也不相信法治会对实现他们的宏伟目标和生存至关重要。尽管戈尔巴乔夫学习法律，却只有在其掌权后，他所受过教育的影响才显露出来。 1989年5月，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，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学生们说：“我们的戈尔巴乔夫还在念高中呢。”这是否意味着，那些学生对中国进行重大变革的预期过于悲观？ 下一任中国领导层形成时，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，可能会让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，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结构性变革。 可以理解的是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最担心的，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，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，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。 然而，如果目前50岁出头的那些领导者们，不能满足中国对真正法治日益增长的需求，那么，他们的继任者可能就会遭遇中国戈尔巴乔夫这个幽灵。 作者：Jerome A. Cohen (亚洲研究协会资深研究员助理) 出处：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(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) 2007年12月11日） 编译：符佳林 四、“毛后”30年2008年，中国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形象，或许仍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。但毫无疑问，过去的30年来，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。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时，我长兄已经7岁。父母给他取名光远（音）。上世纪40年代，父母去了美国，把光远托付给苏州的亲戚。当时，父母并不是要遗弃他，而是想给自己留有足够的时间在美国完成学业。 或许，他们没有预料到祖国会发生什么变化。1949年，毛泽东的军队开进北京，中国大陆的形势完全变了，回国变得异常艰难。 光远在我苏州的祖父母照料下长大。苏州因园林众多闻名，那里有皇帝、高级官员的情妇，以及诗人留下的诸多遗迹。 我和两个兄弟一起，都在美国中西部长大。我做梦都想和这位被共产党“偷走”的哥哥见上一面。 1979年1月1日，我的机会来了，当天，经历了30年敌对的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。 没人知道中美关系蜜月期能持续多久，我抓紧时间获得了签证。2月20日夜，拖着承重的行李箱，我搭上119次列车，开始从北京南行的旅程。 拥抱市场 毛泽东去世后，改革派强人邓小平获得了权力。 1978年，中共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参加与香港毗邻的一个地方（深圳）的动工仪式。当时我的身份是记者。 深圳最初是一个渔村，只有17户人家。但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，作为自己一场宏大改革的实验基地。此地后来成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式“经济特区”。当时，我和其他记者都以怀疑的目光，斜视着这块充满泥泞的土地。 很多人都认为，这个地方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样板，这种构想不过是一个玩笑。 而30年后，深圳成为拥有1200万人的大都市，城市规模还在扩大。 现在，让我们回味一下发生在13亿中国人身上的爆炸性变化。 2008年，中国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形象，或许仍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。但毫无疑问，过去的30年来，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。 30年前，中国几乎处于无知和贫穷导演下的毁灭状态。毛泽东重塑中国的错误尝试，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仍然存在。 深圳旅行给我的印象，充满了各种硬件：美元，数百万人口，堆积成山的混凝土。从人类历史上看，这些变化确实是令人惊奇的。 1980年，中国政府对“四人帮”进行了审判。法庭外面，可以感觉到一些新的开放迹象。这是邓小平首次尝试经济改革。 在我到中国的几个月里，市场已经在中国各地兴起，从宠物八哥到古董青铜器 | ，在市场上都能看到。 我采访了毛泽东时代被人民公社编组式管理了多年的一群人，他们对将“人民公社”分解为家庭农户的做法，感到十分兴奋。安徽的一个集体公社将土地和公社财产分给了个人。“我分到了一辆独轮车的轮子，我的邻居分到了其他东西。”一位村民幸福地说。 繁荣向世界扩展 机会使很多中国人感觉到了希望，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庭。见到光远后，我在上海停留，又见到了我的伯父。他过去是卫生系统的一位官员，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下放到新疆劳动。 1964年，伯父因为身体残疾，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。但在那顶政治帽子的重压下，他的家庭成员不得不站出来抨击他。我的姑妈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还对这样的家庭背叛念念不忘，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。 我见到这位伯父前，他已经被平反。政府为他颁发了红色证书，还为他恢复了养老金发放。一家卫生中心甚至请他为卫生教学班授课。伯父很感激邓小平的改革政策，这使他有机会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技术和知识??而不像前苏联那样，共产主义影响根深蒂固。 “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，现在必须迎头赶上。如果年轻人不能学会管理自己，那我们老一辈就要回过头来帮助他们。”伯父说。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充满了活力和机会。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目标、机会，纷纷为自己拉关系，对那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来说，尤其如此。 事实上，繁荣不仅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，还扩展到整个东亚。 改革在“风浪”中推进 在亚洲，中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，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随之增强。1986年，在马尼拉，亚洲第一个“人民权利”革命，迫使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下台，他后来不得不逃亡到夏威夷。 一年以后，在韩国汉城，抗议的学生迫使另一个军事强权下台。为了显示韩国的经济成就，汉城还争得1988年奥运会举办权。为防止奥运会期间出现毒气和流血冲突而使国家蒙羞，韩国强化了公民权管理。 1989年，北京发生了一场“风波”。很多人都认为这场风波是因民主而起。如果这样认为，那他们就错了。 经济学家在这场风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经过数年给人印象极深但步履蹒跚的经济改革后，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。尽管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，城市居民则并非如此，特别是大学校园，那里的教师楼和实验室破旧不堪。 同时，理想主义仍在中国起主导作用。经历了社会长期的共产主义历程 | 后，学生似乎成为社会的“良心”。 北京的“风波”发生时，我曾计划组织一次家庭团聚活动。我的父母、两个在美国的哥哥和我都希望，能与北京的姑姑和其他亲戚见上一面。但是，父母取消了北京的行程，选择去云南昆明??这座被称为“春城”的美丽城市。上世纪30年代，父亲曾在昆明追求我的母亲。 昆明看上去充满商业的匆忙，道路上满是个体经济的繁荣。为市民补胎、修鞋的小摊随处可见，地方美味烹饪的香味也满街飘香。 在云南旅游地石林，一些穿着特别的人围着我的母亲，向她兜售自己做的家庭刺绣，母亲不得不尽力摆脱这些人的“围追堵截”。她对昆明最不满意的印象，是这个城市空气不好，同她年轻时蓝天白云的印象大不一样。“环境已经被毁了。”母亲说。 如今，通过在北京的“朦胧”生活，我见证了母亲的话。北京的那一场“风波”加速了中国改革的进程。国际上对中国的制裁和对经济改革的担忧，不再特别突出。邓小平尽一切可能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。 “致富光荣” 投资者从台湾和香港蜂拥而至，他们不提大陆的“人权问题”，而是在大陆兴建了大量工厂，利用贫困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赚鼓了腰包。 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，去了深圳和中国南方其他经济特区，为中国经济发展打气。邓小平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是：忘记过去，放眼未来。他还强调说：“致富光荣”。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，他们不需要别人催促自己赚钱。 1992年，我与光远和他的妻子去了苏州。这是我自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后的首次回乡。光远在苏州认识很多朋友，他们在“文革”期间曾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劳动。 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个词??下海，很多人辞去公职，去私人企业工作。光远最好的一个朋友，为售卖丝织品跑遍了全国，他对自己的这份职业兴奋不已。我的一位堂兄弟在海南一家外国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。 中国的变化在加速。1995年，我经过成都??这是邓小平家乡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，当时，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地方了。 毛泽东的塑像依然矗立在中心广场，但已经被多彩的热气球所包围，帕布斯特蓝带啤酒、富士胶卷和香烟的户外广告牌，也让塑像充满了异样光彩。毛泽东伸出的手臂下，“坚持改革开放”的标语赫然在目。 北京也显得格外忙碌。朋友将我带进一家夜总会。那里的经理向我吹嘘，夜总会的灯光照明系统 | 值2000美元，有三名外国DJ师，看上去完全是西式风格。“来到这里就像在美国一样。”经理说。 后来，我还去了拉萨，那里同样也发生着变化。布达拉宫周围建起了很多发廊。一些西藏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普通话，以便将来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。 中国人的“天命”观 台湾人对参与大陆经济变化特别感兴趣。其实，台湾人自身变化也不小。 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在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当时，在蒋介石统治下，台湾的“战争政权”使这个岛屿充满了恐惧。我现在还记得，一位美国朋友在干洗衣服时，从衬衫口袋里发现了一枚大陆硬币，被怀疑是“大陆间谍”带去审问。 在当时两岸敌对的状况下，我在文章里提到两岸间接贸易，提示人们如何在台北买到一种特殊的草药和上海出产的螃蟹。我为此招来了麻烦。 我当时就预感到，未来两岸可能加强商业往来，跨海峡旅游，甚至在体育和民间学术交流上都可能加深。我为此受到台湾当局的惩罚。 到1996年，台湾对大陆投资至少达到240亿美元，数万名台湾人在上海定居，我的一些台湾朋友，也纷纷把小孩送往北京的大学读书。甚至，在台北迪化街上还可以看到大陆商品，比如上海的螃蟹和贵州茅台酒。 当时，我只是谨慎预测了台海贸易趋势。现在，两岸经贸交流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新世纪来临，2001年7月14日，北京街头锣鼓欢庆，人头攒动，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天安门广场，彩灯刺破天空，2万多名狂欢者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，汽车在长安街来往穿梭，年轻人一起抖动着巨大的红色彩旗。 中国在这一年获得奥运会举办权。从人们兴奋的表情上可以看出，他们意识到，自己的国家已经被世界看作是全球充满活力的发展中成员。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场运动会，就像他们对香港的期待一样。他们尽力从公众那里收获对自己的信心??这在中国被称为“天命”。 世纪之交，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；将宇航员送往太空；建成世界最大的水坝（三峡大坝）；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铁路（青藏铁路）。 在一定程度上，很多中国人都梦想唤回历史的荣耀。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，巨人的突然觉醒，会让世界其他国家震惊。 历史的车轮驶进2008年，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，加大了对能源、原材料和新市场开拓的需求。现在，中国已经被美国及其联盟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警惕。 改善中的国际形象 美国正 | 疯狂处理着一系列国际“危机”，对中国影响力的扩散尤其“关注”。中国外交官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。2005年，一位正在修养的中国官员告诉我：“或许中国会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国家，但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强权。” 在中国国内，领导人给人的印象已经有所改善，他们开始重视人民对污染问题和劳动纠纷的抱怨。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，推土机将老百姓的住宅推平，把他们从家园赶走。2003年，为向肆无忌惮的开发商毁掉自己家园表达不满，有人以自焚方式抗议。我和一位摄影师去医院看望此人，在将官员支走后，我们才得以进入他的病房。 人们的言论自由也有所改善。一年前，中国政府暂停对外国记者的限制。到2008年10月，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和他们希望交谈的人交流，不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审查。 2007年1月，当一部新的新闻法规生效的时候，我的电话铃响了。一位名叫刘安军（音）的激进主义者，因“扰乱公共秩序”入狱两年。他邀请我采访自己，写写他的故事：“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采访，为什么就不能和我谈谈呢？” 中国奥运会官员屠铭德对我说了自己的观点：“中国只能继续开放，没有回头路。” 或许屠铭德的说法是对的。从厨房的窗口，我可以看到这个正在建设的国家的未来。每天早上，当我品尝咖啡的时候，我发现北京最高的建筑正拔地而起??在世贸大楼旁边，由雷姆•库哈斯（Rem Koolhaas）设计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在疯长。 从西边的阳台上望去，公园、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映入眼帘。整个夜晚，在霓虹灯照射下，夜景显得奇特而美丽。 这里曾是老居民过去生活的地方。那个时候，到处是肮脏的廉价旅馆。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过去，即便属于同一个人种，像我这样来自海外的华侨在中国人眼中，也被当作“太空人”一样。现在，西方人活跃在中国的各行各业。 在上海，一位美国人为新婚夫妇主持结婚典礼，他的风格自然是基督教式的。去教堂结婚，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新婚必不可少的仪式。 不过，生活的西化对中国人来说是场考验。他们将从国外回国的人，戏称为“海龟（海归）”。很多背井离乡的华人担心，在外面呆久了，会错过中国最新的发展机会。 我侄女婿在北京长大，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娶了我的侄女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对当地的变化大感惊奇。他说：“12年了，我从美国回来后，简直听不懂北京的朋友在谈些什么。比如，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？” 出处：美国《新闻周刊》2008年1月7日 作者：Melinda Liu 编译：杨政文 | | | | | 
